当前，中小学“双减”政策正在全国中小学校落地生根，减轻孩子课堂、课外学业负担，取消小学低年级纸质考试评价，对校外培训机构清理整顿，全面加强中小学校教育提质增效，延长学校课后服务等措施，这对广大家长和学生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因为他们被教育“内卷化”重负久矣。
什么是内卷化呢？简单来说，也就是自我循环，不断自我坍缩。在资源限定的环境当中，内卷似乎是一个常态，没有技术的突破，只能无限自我消耗。
可能说这些，大家是无感的，我们举一个古代科举的例子，由于整个社会能上升的渠道有限，科举几乎成为唯一的通道，人们在四书五经当中，不断往复研究。这会造成什么情况呢？比如《儒林外史》当中的范进，后来高中之后，当别人提起苏东坡的时候，他以为是某个考生。这绝对不是吴敬梓在讽刺古代文人，而是真实的情况。这就好比，过去应式教育模式下的考生，学习考试知识范围限定在考试大纲里，对大纲以外的知识毫无所知，耗费了整个青春期最好的年华。
教育模式内卷化，亟待破解
教育分为教育科研和课堂教学，教研为教学指明方向，服务教学，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为教育科学研究提供材料。教育工作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工作生活的需要而不断创新。新中国建立初期全面移植前苏联发展模式，政府逐渐形成集中力量提高部分中小学办学质量，为高等教育快速输送人才，推动实现工业化的投入模式。1952年，政务院颁布了《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是代表公办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制度化的开始。无疑，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办学物质条件匮乏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形成各级公办基础教育体系中，都有少数重点学校的基本格局。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为促进教育公平，该法案首次提出“就近入学”原则，结果之一却是将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区域化——从城乡、城市、地区之间的“泛地域差异”，细化到城市内部“微差异”。
尽管2006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此时“就近入学”与“强者愈强”的重点学校共同构筑具有“马太效应”特征的基础教育框架已经形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基础教育“学区制”改革——“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其主要特征是重新划分学区，教育管理部门下辖“学区管理中心”对学区内的中小学校进行集团化管理，内部协调重点和普通学校资源，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实现公办优质资源的均衡化。
政府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和公平性的同时，并没有给对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产阶层预留足够的空间。公办学校自主空间很小，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学时安排，都有统一规定，无法个性化发展。同时，上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公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学质量评价体系偏重于结果性指标，不重视过程性评价。在广大家长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都要“学生分数”的情况下，在高考指挥棒的约束下，在名校招生指标数量有限的条件下，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的压力下，广大中小学校管理者都把考试成绩视为办学质量生命，与教师业绩考核挂钩。于是，考试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难，学生为了得高分要重复训练做题，俨然成了答题机器，据统计，小学生中度近视力高达23%；老师为了质量排名靠前顾不了正常休息，加班加点改卷，面批，讲评，辅导再辅导，许多教师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调查显示，教师群体职业压力感指数为75，排名第二，仅次于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小学阶段是孩子培养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形成良好品格的关键阶段。身体和智力都处在发育或启蒙时期，他（她）们毕竟是童年，童年就要遵循儿童教育规律，培养好奇心，激发探索事物的奇妙火花，而要力求避免枯燥刻板乏味的填鸭式教育，非必要把成人思维方式填充进他们的大脑。不幸的是，本应小学中高年级才教学的知识已逐步低龄化，初中教学内容下移至小学阶段。这不得不令人担忧。
中产阶层饱受教育内卷化焦虑
第一，中产阶层大都具有高学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从学历中获利，也希望孩子从教育中获利，他（她）们普遍接受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箴言，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好的教育产品，也对教育有更高的要求，不惜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孩子创造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选择。
第二，中产家庭资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上不足以像亿万富豪一样轻松移民，下不似底层民众对教育随遇而安。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提升，把自己奋斗而来的财富层优势向下一代传递。
第三，中产阶层本身都焦虑，向上晋升由于年龄资历受限，向下坠落容易。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层，大多是70、80后，时值改革开放的春风，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已经在社会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大多接受了良好的竞争激烈的教育，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拼命三郎”一切为了孩子
面对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分布不均现象，有经济条件的家长们争相把孩子送往教育条件好的地方：有的为了孩子而移民；有的为了孩子去新疆、西藏、内蒙买学区房；有的落户北京、上海；有的辞职陪读。没有最拼，只有更拼。有需求就有市场，既然普惠性公办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各种民办教育机构便如雨后春笋成立，那些靠近学校的商品房也随着家长们的“青睐”而身价暴涨。
笔者同事夏涛大学毕业后在长沙省会工作，不算大富大贵，却还是资产丰厚。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夏涛从来没有降低过对孩子的要求，出生以前胎教，出生以后游泳，语言启蒙，智力训练，幼儿园，孩子去学了跆拳道，等到小学以后开启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口才班、绘画班、书法班、英语班、围棋班……看了这些班，我都头疼，别说一个十岁的孩子。
疫情防控期间，孩子们线上上课，用眼过度，眼科专家门诊爆满。家长期盼太高，各种作业写到半夜。有识人士呼吁家长们也不必太要强，毕竟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假若真把孩逼上绝路了，后悔莫及。让孩子快乐成长吧！毕竟幸福的童年才能治愈一生。
基础教育的“内卷化”，既是全民历史的根深蒂锢思想作怪，也是新形势下我们的教育科研部门缺乏前瞻思维，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基础教育理论创新、教学模式创新理应走在各行各业前列，以前的工业化机器大生产，教育可以简单复制有文化的产业大军，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逐步代替工人作业、5G技术应用、工业信息化时代到来，市场需要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需要大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研究型工程师，需要大批有战略思维的领军人才，我们必须打破教育内卷化的藩篱。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面对西方某些国家对我国的高科技封锁打压，卡脖子等问题，高层开始反思，重新对包括教育科学在内的基础研究进行战略布局，待以时日，会有新突破。（余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