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将酒席、筵席说成是“情席”的，恐怕只有平江一地的了。最近，有一外地朋友听到江南烟波浩淼的洞庭湖畔的平江人，对酒筵的这个称呼，颇为好奇，盘根究底地追问我。说实在的，生在平江，长在平江，还确实没有琢磨过，自然无言以对。但静下心来，仔细捉摸把玩，倒越想越觉得有味儿，甚至于通过它，从地域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切入解读，一部平江的风俗史宽厚而妙趣横生地流淌出来。
按我的理解，“情席”之“情”者，情义、感情也。曹植《赠丁仪诗》：“亲交义不薄。”就是讲，亲族友邻中最重情谊、恩谊。五千年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颇重感情的民族，礼义之邦，谦谦君子，义薄云天之事，遍地皆是，平江人当属这礼义之帮中的一份子。酒席当然是一个聚集、渲泄情感的绝妙场所，但为什么唯独平江人，将平时每一次酒席，要从称谓上强调一个情字？情席上的旧礼仪为什么至今流传得这么周全？这场情的盛宴又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没有？对此，我与文友们作了些粗线条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解读：平江人素来有见礼酬情一说，婚嫁寿庆，人家备礼相送，你操办酒筵招待，谓之“候饭”。对方喜庆相贺，谓之“领情”。双方往来，一股重情重义的交往氛围充斥其中，这酒筵不是情席，又会有一种什么更贴切的叫法呢？这是一个比较直观浅显的解释，如果探寻平江人重情义尊礼教之渊源，则会使我们对平江情席的解读更有血肉，也更生动起来。
民国时期，长寿街有一个叫吴毓湘的文化人，斋号雅溪居士，曾对长寿街的婚丧礼节作了一个全面的收集整理，并于民国二十八年在街上的“心心石印局”印刷出版了《婚丧礼节》上、下册。吴毓湘在其自序中开宗明义，对平江礼仪之周全和独特，发表了自已独特的看法。
昔朱子注尼圣雅言，曰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诚哉。日用云为之际，不有礼以维系之。则荡检逾闲，将必同人道于牛马，盖人之不能舍礼而立，犹鱼之不能去水以生。相系相维，不可须臾离。而其灼然表见于世事者，尤莫切于婚丧。人之有子必婚；有丧必葬，天经地义，举世不约而同。苟非丧心病狂鲜不致敬尽礼，以尽子之天职。礼教之入人已深，于此可见。且自宋儒倡明理学以来，平江诸君子，如阳坪练溪以及毛、邹、方、万儒辈，出类皆亲接朱子之薪传。上承尼山之坠绪，型仁讲让，砥砺廉隅，渐渍悠游，遂令岳阜岩疆，蔚为文物冠裳之盛。所以千百年来，化行俗美，儒雅彬彬，汩江纯麓之间，駸駸乎小邹鲁矣。…… 自宋朝起，正因为有理学大师朱熹的得意门生“平江九君子”，在平江传播理学，象名儒吴雄先生在长寿里的阳坪建立“阳坪书院”，开坛讲学，仁爱友善，教化乡里，推广礼教，平江的尚礼之风盛起。和谐的邻里亲族关系，敬老尊贤，蔚为风尚。周礼之仪“灼然表见于世事者，尤莫切于婚丧”，“上自士大夫，下至庶人，每不兢兢矢慎踵事增华，盖自文公制礼而风行。草偃民俗由此而厚。”于是一个冠以“情”字的筵席，除了呈上精美的菜肴，还聚集着浓浓的乡情、亲情、师生情，大家团团围坐，推杯换盏，共赴一场温情脉脉的情义的盛宴来了。
这种礼仪文化的传承，在中国，可能唯有平江才较为原汁原味地完整传承下来。也多亏有婚嫁寿庆“情席”这样的载体，从形式到内容也便充溢着浓厚的理学气息。在平江的任何一个地方，还有私塾这种读“老书”的活化石存在。在平江的每一次婚丧“事业”中，其行书发柬、讣闻发贴都是文言文写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唯独在平江，这种旧体的文本还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与浓厚的理学土壤有关。对于朱子的尊崇，可以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平江的丧葬仪式中，由“礼生”开始“行礼”的时候，首先要宣读《告朱子文》，其文式如下：
维 年 月 日昌江后学某等，谨以香楮酒醴之仪敢昭告于徽国文公朱夫子之神位前而祝曰：惟先贤一代名儒千秋理学，开后儒之茅塞，衍先圣以薪传。注四子之书，圣经资其羽翼；训六经之诂，文教藉以昌明，制为家礼之仪，俾尽慎终之道。兹以某氏适有父母丧庭闱，增感千秋之鹤驭不归，丧次指迷一柬之鲤书倩我，生等谨遵旧制，恪守遗规，溯斯礼所从来敢师心而自用礼隆。北面瓣香，修弟子之仪，人立东阶，灵爽冀先贤来格谨告文公赞徽国文公朱夫子，制为家礼，宜古今，道通天地浑无象，思入风云别有神。吾儒尊崇行圣教，异端 污秽不敢侵。全受全归无缺憾，依然天地一完人。焚香绕柩歌一遍，惟冀精英护厥灵……
当然，从酒席来讲，严格意义上的丧事酒席不叫“情席”，而叫吃“盘子”、吃“豆腐”。但从上面所述的《告朱子文》看出，处在这块独特的湖湘土壤上，“盘子”也象“情席”一样体现了一种儒家文化仁爱教化的精神。也同样体现了乡亲之间融洽、朴素的感情，有关吃“盘子”，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再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