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意思就是：阶级、政党、阶层、集团、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共同一致的目的而形成的联盟。在延安时期、抗战时期，出生平江的共产党员张文彬，团结凝聚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店职员、广大市民、民族工商业者等各方力量积极开展扩大革命武装、营救被捕人员、反对日伪暗杀等活动，为统一战线作出卓越贡献。
张文彬（1910-1944），原名张纯清，别名刘宗义、张南杰，平江西乡梓江人。少年时曾入教会学校就读，积极投入学生运动。1923年入长沙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党代表、红七军政委、红十五军政委、毛泽东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工委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在其访问中国的著作中称他是“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夏，张文彬受党的安排，到西安领导西北地区党组织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持毛泽东给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亲笔信，面见杨、杜进行统战工作。他阐述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帮助杨虎城解除思想上的疑虑，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达成了协议，并在杨虎城军队里建立了秘密的红军联络站。
开展联络站工作，张文彬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救亡团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亲自担任总指挥，领导西安人民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游行前一天，张文彬和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一起研究各路游行群众的集合地点以及如何请愿。这次请愿、游行，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参加调解谈判。张文彬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博古等，代表西安地下党组织向中央代表团汇报了西安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形，谈了有关方面人员的思想动态，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西安的爱国军民普遍要求杀蒋抗日，张文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通过我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向爱国军民宣传联蒋抗日的道理。他打了一个比方：一家两兄弟正在打架，突然外边来了伙杀人放火的强盗，该怎么办？是继续打下去呢？还是先团结起来撵走强盗，然后再分清谁是谁非。通过宣传，使大家认识到大敌当前，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杀掉蒋介石，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
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后，张文彬继续留在西安，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挂了一个少校秘书的职务，穿上了十七路军的军服，继续做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5月，张文彬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为营救被关在兰州集中营的西路军指战员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被押的西路军指战员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发展党组织坚持统一战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张文彬奉党中央之命，于9月间抵达广州，领导广东等地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不畏艰难险阻，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0月，他在香港召开党的会议，对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进行整顿，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张文彬任书记。1938年4月，遵照中央指示，撤销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被选为书记。
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张文彬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使广东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到1938年5月，先后建立了中山中心县委、东莞中心县委、南顺工委以及南雄、韶关、惠阳等地中心支部，很多过去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县、市，也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到同年10月，在广州地区（包括香港）党员人数骤增至2500余人，潮梅地区发展到2000余人，琼崖发展到5000人，其余地区也有较大发展，新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
张文彬很重视也很善于做统战工作。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领导省委制订了“切实做好建立党的基础工作，团结余（森文）谌（小岑）左（恭）钟（天心）等并以公开合法名义积极开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方针。为此，省委派石辟澜、叶兆南、等到第四战区司令官余汉谋的政治部第三组的上层机关开展工作，还先后动员了八百多青年（内有共产党员120名）调该部政工总队，在广大青年中、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抗日救亡团体中做了大量工作。
张文彬在进行统战工作中，坚持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1938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论调。对此，以张文彬为首的广东省委决定，除在报刊上撰文公开批驳反击外，同时由廖承志出面，在广州永汉路哥伦布酒家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对国民党“三个一”的谬论予以驳斥，重申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
紧握枪杆子坚持抗日反顽斗争
张文彬很重视武装斗争。1938年4月，在广东省委成立时，他就把军事工作问题提到省委议事日程进行讨论，省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并决定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张文彬还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党员学习《论持久战》和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掌握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194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划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张文彬任粤北省委书记。翌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各地逮捕、杀害我党干部和抗日群众。在险恶的环境中，张文彬等迅速组建南委领导机关，建立南方电台中心，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他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党员实行社会职业化，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为了统一东江、珠江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张文彬代表南委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对部队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整编。
这时，日寇施展一套狠毒狡猾的诡计，疯狂扫荡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而对正面战场则暂时停止进攻，企图拉蒋、汪合流。因此，国民党顽固派调一八七师到惠州，纠合保八团、挺六纵队和四个支队共约七、八千人，准备向我大举进攻。在这困难的关头，张文彬号召大家一定要“紧握枪杆子，坚持抗日反顽斗争。”他要求大家根据毛泽东所讲的“老子”、“重耳”、“礼记”三原则办事，即《老子》毋为天下先，可以“后发制人”；晋文公对楚成得臣（尹子玉）“退避三舍”，诱敌深入以分散敌人兵力；《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紧握枪杆子，实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当时有人认为敌军强而我军弱，活动地区又狭小，难同敌军周旋。张文彬指出，毛泽东主席曾说惠东宝游击区的范围不能说小了，比井冈山开始时还要大。他进一步分析了东江地区的有利条件，断言：“熬过困难就是胜利！”
唱着《国际歌》与战友诀别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张文彬在香港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一起周密布置抢救知名人士和重要文化人的工作。他们先后在香港、惠阳等地召开香港、东江地方党组织部队负责人会议，精心布置。经过努力，终于把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七、八百名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抢救出来，安全地护送到大后方，受到党中央的通电表扬。
1942年5月下旬，江西省委遭到破坏，张文彬当即同南委书记方方布置机关撤退工作，决定南委机关分头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6月初，张文彬被叛徒郭潜出卖，带领特务将他解押囚禁于江西太和县国民党监狱。
张文彬在狱中立场坚定，严厉驳斥国民党特务诬蔑我党的澜言，痛斥劝降的无耻叛徒，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
张文彬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十分想念党，想念与自己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他与廖承志同关在一所监狱。他最后与廖承志见面时，挣扎着起来对廖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又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1944年8月26日，他戴着脚镣，用嘶哑的声音哼着《国际歌》同廖承志诀别。
狱中人员在检查张文彬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誓死而归，乐于就义，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此正气吧。”